阎成岭

　　《三门峡文艺》嘱我给醒世兄的几篇文章写几句评论，我唯命是从。一是我这人很好说话。二是读醒世兄的散文本来是令人愉悦的快事。我这两年在外游荡，回家后曾与醒世聊天，其间读到他写的一组系列散文，曾暗忖：醒世这两年变得如此勤奋成熟，令我自愧不如。文章内容并未多想。谁知这篇文章竟勾起我许多思考。
　　“文如其人”这是老生常谈了。几年前醒世的散文集《震惊中外的发掘》问世时我给写了篇后记兼作评论，其中也谈到“文如其人”的问题，现在看来，当时所说的醒世“文如其人”当然也对，但和现在所说的“文如其人”终是肤浅了。当时是望文生意，肤浅的认为“文如其人”，就是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性格是一样的。其实，“文如其人”的真正含义应该为，文章的内涵和风骨是作者灵魂的外在显现。醒世兄的这几篇散文告诉我，他已从当年的热情奔迈，狂放不羁的风格，锐变为一种更为成熟的，更为平实的，更令人信服的风格。
　　熟知醒世文字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一贯是以热血奔腾，激奋张扬，文笔华丽，描叙精美而被读者首肯的。但他的这一组系列文化散文却全然不见了这种特点，变成了沉稳练达、描绘精确、笔墨清淡、自然平实，与前几年的风格相比判若两人。仔细品读这组文章，醒世文风的改变，决不是一般意义蜕变，而是作家心灵的一次嬗变，是一次质的飞跃，是作家灵魂的超脱和皈依。更是醒世由一般意义上的作家走向具有社会良知的理性的作家的道路上的新的里程碑，是醒世由一般的作家向学者型作家转型的创造性的喷发。
　　就在前不久，我在给某杂志撰写的一篇评论文学现象的文章里，在讨论我们的时代为什么出不了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时，我坚定地认为，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的灵魂无所皈依，是我们的作家的灵魂缺少了光明，实际上文学的功能和作家的意义就那么一点：用这一丝光明来照耀人心，用微弱的温暖来温慰心灵，用美好的东西为人的生活增添一些亮色。我们的作家应该是这样的作家，作家应该有这样的灵魂。就在我读了醒世的这几篇散文之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观点。因为我从这几篇文章里，看到了一个具有良知的灵魂在关照历史，关照生活，关照人性。在《空相寺·达摩》这篇文化史探讨性的文章里，醒世兄对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儒道等本土宗教文化融和的积极性肯定是很有代表性的，同时也说明醒世在对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评论时肯定有他自己的某种思想或精神上的资源。这种资源便是醒世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精神虚无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光亮，产生了“觉悟”，这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回归，使醒世由“天马行空”回到了大地。这是醒世文章风格锐变的内在原因。
　　第二，想说说这组文章的文化内涵和学术知识方面的问题。从文章表述的内容上看，这些文章是介绍和探讨三门峡地区历史文化、地域文化、或民间文化的文化散文。这种学者型、专家型、知识型作家的这类散文，前几年在文化市场、图书市场得到读者的宠爱，大大风光了一把，比如余秋雨、王晓波、周国平、吴洪森等都是这类有名的作家。然而在我们三门峡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家。这些年来，关于介绍和评论三门峡地区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文章也不少见，但这些零星发表的文章多是直观的文字说明或是令人生厌的游记类文章，粗浅得令人不忍卒读，根本谈不上有深厚文化内涵和学术上的价值。而醒世的这组系统地、全面地、探讨研究式地介绍和评论三门峡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文章，则是近年来三门峡文学创作中此类作品的首创作品。
　　关于这组文章的学术价值，我以为也是应该肯定和积极探讨的。《空相寺·达摩》的学术氛围相当浓厚，特别是对《汾阳王置寺表》的损毁原因的探讨，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再如《周党·魏野》中关于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躬耕于野的田园精神的讨论，从学术上讲也是十分令人折服的。
　　醒世在《周党·魏野》中引用魏野的那句诗：“好在天上辞将相，归来平地做神仙”，也是他写作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