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旧事
杨凤琳
一直都想写父亲，多年来，这种欲望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一个难解的心结。
父亲17 岁时和几个同学从乡下老家步行百余里来到兰州，考入西北民族学院，学习当时颇为冷门的藏语专业。1956 年8月毕业后，中央派人来甘肃挑选干部，父亲因成绩优异被选中，分到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局工作。
这是何等的荣耀，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年仅19 岁的父亲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在北京工作，两年参加了全国人代会和1957年的全国团代会，在这些大型会议上，他担任藏语翻译。最让父亲感到难忘的是1957年的国庆节，他在少数民族观礼团当翻译人员，父亲和观礼团人员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彭德怀元帅检阅部队，至今他还保存着当时观礼台上戴的工作证，上面清晰地写着“右台，0134号”。
父亲用一颗年轻的充满热情的心，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投入到工作中，他参加了大量藏文书藉的翻译和校对工作，其中署名出版的有《格西曲扎藏文大辞典》、《西藏王臣记》、《怎样学习理论》、《游击队的姑娘》等。
如果父亲一直这样下去，就没有以后的那些传奇经历了。 1958年春，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中央传达了极需翻译人才进驻少数民族地区，以协助各项工作事宜的通知。通知刚一下发，父亲积极响应号召，递交申请，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1958年4 月，父亲背着简单的行囊，毅然离开了首都北京，来到了甘肃。在省里报到后，父亲谢绝了省人事厅的极力挽留，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将自己所学的专长发挥出来。就这样，父亲来到了甘肃省西南部海拔近3000米的甘南州。
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海拔高，气候寒冷，四季不分明，几乎没有春天和秋天，全年的无霜期只有80 多天。
可能连父亲自己也没想到，当他踏上甘南草原这块广袤的大地时，正值土匪猖獗之时。在他报到的前一个星期，土匪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甘南州政府，将州政府围困了7天，若不是解放军及时赶到，州政府将会被土匪血洗。5月底父亲到州委一报到，就被派到正在甘南剿匪的扎油沟去抬担架，父亲和州委的机关干部们抬着受伤的战士在密林中奔跑，子弹从父亲耳边呼啸而过，所有的人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无法想象文弱的父亲是怎样去适应这种工作环境的。
平息叛乱尚未结束，父亲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下乡，他的足迹遍及甘南的各个县乡，甚至到一些人烟稀少的草原上去寻找远离村庄放牧的牧民，给他们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一下去就是几个月回不了家。
1960年5月，母亲生第一个孩子时，父亲正和开荒工作团在甘南海拔最高的玛曲县下乡。玛曲，那个在藏语中称为黄河的地方。5月，这个在内地正是气候宜人的美丽季节，却在这茫茫草原上显示出季节的冷酷无情。怒号的狂风几乎能将草皮揭起，刺骨的寒风在这空旷的原野上变得更加尖利，父亲和支边青年就在这艰苦恶劣的草原上开垦荒地。等他8月份回到合作时，才 个月大的孩子因病不幸夭折。
1966年3月我出生才13天，父亲便随着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去玛曲县下乡，这一走就是整整10个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大草原上，孤伶伶地扎着几顶帆布帐篷，晚上大家穿着棉衣、棉裤蜷缩在被子里，但仍然冻得瑟瑟发抖。母亲专门用帆布给父亲做了一个褡裢，白天骑马时装上被子当坐垫，晚上将脚伸进去御寒。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上，母亲的一针一线给父亲带来些许温暖。一天，外出执行任务的父亲因不善骑术从马上摔进了齐腰深的河里，等他拼命爬出河水，回到帐蓬时，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冰人”。从那时起，父亲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至今，天气稍有改变，他浑身疼痛难忍。当父亲变得像个牧民样回到合作时，我已10个月大了，州委大院里爱开玩笑的阿姨们将和我一般大小的4个孩子放在一起，让父亲辨认。父亲一眼认出我，大家都说认错了，让他重新再认。父亲仔细看了一遍，抱起我说：“这就是我的丫头，绝对错不了。”
1959 年下半年，发生了震惊的“科才事件”：一股叛乱残匪在一座山沟里设好埋伏，让一名土匪在显眼处转悠，牧民看见后，报告了乡政府，当时乡干部全体出动，追到山沟，遭到了埋伏在沟边土匪的袭击。所去人员除两人逃出来，其余的全部牺牲。当父亲和工作组的人员们来到科才时，正值事件过去几个月，时局仍然很混乱，下乡的干部都配有枪，父亲被配了一把冲锋枪。有一天，父亲他们正在开会，有一牧民匆忙来报，说在科才事件发生的原地点，看到“有一个穿氆氇褐衫的土匪在山沟里跑。”大队书记一声令下“追”，工作组成员和大队干部约十余人骑马就追。父亲拿上枪，骑上马，刚从大队门口飞奔而出，因骑马技术不熟练，连人带枪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顿时，父亲的脸被鲜血模糊了。就在这时，又有人来报，不是土匪，是科才与青海接壤处巡逻的青海民兵。
还有一次，干部们去扎油沟挖松树苗，回来的路上，突然一声枪响，只听有人喊了声“土匪，快爬下！”霎时，有的跳下车爬在路边的地沟里，有的就爬在车箱上，过了好一会儿，不见任何动静。原来是坐在父亲身边的一位年轻人手里拿的猎枪不慎走火，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
虽然都是虚惊一场，但从父亲叙述当时的场景中，我能深深体会到他们那时警惕残匪来袭击时的紧张气氛。
在甘南工作的前十年，父亲就是在这种忙碌的下乡中度过的。他毫无怨言，埋头苦干，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抛洒在那片热土上。在牧区和牧民们同住一顶帐蓬，同吃一锅饭。在帐蓬里，父亲盘腿而坐，和牧民促膝谈心。父亲纯正流利的藏语深得牧民的信任和喜爱，而“阿哥老杨”这一称呼便成了牧民们对他最亲切的称谓。记得小时候过年，穿着大藏袍，肩上背着搭裢的藏民们拿着牛肉、羊肉、酥油、炒面、干肉、油炸食品等牧民们视为贵重的东西来给我们拜年，他们用这种最扑素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尊敬，虽然这些牧民没有文化，但从他们虔诚的表情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位精通藏语的汉族干部所包含的深厚感情。
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藏语文翻译工作一度受到歧视，民族语文翻译事业被视为没出息的冷门，许多藏语文翻译工作者多数改了行，设法调往内地工作。而父亲一如既往、痴心不改，苦苦地追求着自己心中的梦想。闲暇时他继续钻研着藏语文翻译的研究工作，1964年他跟人合作翻译了小说《李双双》（汉译藏），并在甘南州广播电台播讲。随后，在青海、四川、西藏等地的藏语广播电台中相继播出。1968年4月，父亲随学大寨工作组到甘南州夏河县麦吾乡蹲点，这一蹲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父亲广交藏族朋友，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潜心藏语文的翻译研究工作。直到1972年6月，父亲的工作有了一个大的转机，他被组织调往甘南报社，在《甘南报》藏文版从事编译工作。
在甘南报社，父亲扎实的理论功底，加上十年来在乡下娴熟的藏语口语，使他的工作干得游刃有余。他以翻译速度快而且准确受到他人的尊敬。年轻人在翻译中遇到不懂的问题，他都耐心地给予解答，从不厌倦。
父亲并不满足于只干好工作，一有空，他翻阅大量的书籍，不断给自己充电。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江南北时，父亲的事业如日中天，他与人合作翻译的书籍陆续出版：《卡加六族史略》、《喇嘛噶绕活佛传略》、《甘南藏传佛教寺院概况》、《肋巴佛传》、《贡唐宝塔简介》、《安多合作米拉日巴佛阁》以及藏传佛教宁玛派经典《隆钦七藏》中的《词语藏》……。1991年以来，已在翻译界声名鹊起的父亲被甘肃省佛学院聘请，先后多次为该院的毕业班讲授翻译基础知识。渐渐地，父亲在甘南翻译界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来找他，一些活佛、藏医等有名望的人来找他和他探讨商榷一些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他成为甘南翻译界、甚至安多地区（甘肃、青海、四川）最有权威的专家之一。
父亲对所出的每一本新书，都万般珍爱，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书柜里。因为他所翻译的文章都与佛教有关，所看书籍都是些让我们看来枯燥的佛教经文等，看他每次津津有味地阅读时，我们都很不理解。他告诉我，翻译与佛教有关的文章，必须钻研佛教教义，要不然，就会出差错，闹笑话。
父亲以他一颗赤热的心在甘南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多少年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是他魂牵梦萦的理想。因出身原因父亲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父亲默默地埋藏着心底的理想，拼命地工作。1986年，他终于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向我叙述宣誓誓词时，禁不住热泪长流。随后，他还成为政协甘南州第八届、第九届政协委员。
父亲赋予事业太多的热情，无暇顾及家庭，他淡泊名利，不争强好胜，不爱炫耀，记得有一次我参加聚会时，有一位甘南师专的学生听说父亲在甘南报社工作，便问我父亲叫啥，我一说父亲的名字，他兴奋地说：“呀！我们老师讲课时说《格西曲扎藏文大辞典》的编辑就在咱甘南报社工作，没想到就是你父亲呀！”回到家里问父亲时，他拿出了一本辞典给了我，捧着厚厚的辞典，赫然发现上面印着父亲的名字，我一时语塞，多少年来矡我一直对父亲所从事的事业漠不关心矡不闻不问。那一刻，我懂了父亲之所以被人敬重的原由。
父亲深爱他的专业，热爱着滋养他专业的这片土地，几次可以调到省城的机会，都被他一一放弃。1997年5月，父亲因病迫不得已离开了他甘南草原，在医生的告诫和儿女们的坚决反对下，他终于放弃了再回甘南的念头。我们笑他辛辛苦苦工作床年，到头来连在省城买房子还是靠东借西凑才凑起的。对此他毫无怨言，他说人老了觉得自己并没有虚度年华，问心无愧就说明你的人生是充实的。
短短的话语，包含着父亲朴素的情怀。当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父亲在逆境中默抗争的斗志，会给我低落而沮丧的精神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我仿佛看到在茫茫草原上父亲与牧民们一起扎着帐篷，在凄厉的寒风中手捧书本将党的政策和知识传授给当时几乎与世隔绝的藏族同胞们……想到这些，我的精神为之振奋，多少困难都会随之抛到脑后。
感谢父亲以他曲折、坎坷而积极向上的人生经历教我如何做人。
真的，非常感谢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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