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国栋

1、枣树

        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枣树，木桶般粗细，直直的，有三丈多高。依稀记得，这棵枣树一直那样长着，枝蔓覆盖了整个院落。枣树下边是半堵残墙和一只饮牛的石槽，枣树的一根横枝搭在墙头上，挤压的土墙裂了一条大口子。

春末夏初，黑灰色的枣树枝上慢慢长出来嫩芽儿，起初那树芽儿是浅色的，打着卷儿，像一根根细细的竹笋，不几天就成绿色了。再过几天，满树开着米黄色的小花儿，一串一串的，飘着香味。奶奶就坐在老屋的檐下，看着枣花，嘴里便不停地说道：“枣树开花了，到秋天肯定结得稠，唉，口粮啊！”我并不理解奶奶的话，叉开腿几步冲到院里，脚在牛槽上一蹬，“噌”地一下猴到了树上，再用腿一蹭，就上到了墙头横出来的树枝上，一条腿吊在空中，荡秋千一样摇晃着。奶奶脸色煞白，大声吆喝着：“快下来，这孩子咋恁猴，小心摔下来了！”然后踮着一双小脚，慌慌张张地从屋檐下走来，夸张地老远就伸出双臂在院里站着，吆喝着我下树。我故意卖个关子，提起吊在空中的腿，在横枝上闪了两下，像燕子一样腾跳起来，落在了奶奶跟前。奶奶吓得厉害，看我飞跳下来，就抓住我的肩膀，拿一只手在我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下，嘴里说：“看你还匪气，不要命了！”我再一蹭，捂着屁股跑了。

夏天，枣花早已落净，叶子长得浓浓密密的，把院子罩成一片阴凉。叶子的背后，是稠密的小枣，有小豆粒子那般大，浅绿色的。太阳毒热的时候，我们就坐在枣树下乘凉，有时候，奶奶还拿片席子往地上一铺，坐在上面，抱着我讲些她小时候听到的奇闻轶事。那枣树就像一把大伞，遮蔽着阳光，我就听着奶奶的故事，迷迷糊糊地睡去，待我醒来，奶奶早已离开了院子，我枕着的却是一个麦草编的垫子。这时候，只听到奶奶在厨房里烧火，为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爷爷和父亲做饭。

枣子是在深秋变红变熟的。那时候，满树的绿叶隐退了，剩下的是一树的红枣。那枣又大又甜，稠密的果实压得树枝弯着腰，树顶低着头。尤其是那个从残墙上伸进院落的黄枝，几乎坠得挨到了地上。又甜又香的枣子吊在枝头，确实十分诱人，我就站在院中摘一个吃一个。奶奶和爷爷就坐在旧屋的檐下看着我，笑眯眯的不说话。我吃几颗肚子也差不多饱了，就摘上两个拿给爷爷吃。爷爷接过，再递给奶奶，奶奶把它拿进厨房，放在碗里。我奇怪，问爷爷：“你咋不吃？”爷爷在我的脸上摸了一把，和蔼地说：“爷爷老了，没牙了。你吃吧，我吸烟。”说完，就再装一锅烟片，点着，呼噜噜抽他的水烟。

收枣子的时候，我们家很是隆重。先是全家人都要到院子里，然后由父亲上树拿根长竹竿，等爷爷说声：“开始吧。”父亲这才对着树梢上最红最稠的枣子轻轻打一竿儿，熟透的枣子就哗哗啦啦地往下落。地上是铺了席子的，好几个席子接在一起，大红枣儿落在席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不一会儿，就落了一层。全家人不挪步，蹲在地上拾枣子，这个过程需要半晌时间。一般的年成，要收三大箩筐。收回去后，爷爷会捡一碗最好的枣子放在堂屋的灵牌前，上香献给他的前辈。爷爷上香的时候，嘴里嘟哝着，我们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末了，再用二升篮儿各盛一篮儿，让我们送给前院的大娘大妈们。

自从收枣子那天起，每顿饭就是吃枣子了。一方面，奶奶和母亲蒸些很粗糙的馍，把枣子搀进去；另一方面，煮着吃熟枣子。我喜欢吃生的，倒不喜欢天天吃熟枣子，就不太乐意。母亲无奈地说：“粮食不够吃，枣子就是咱们家的口粮，这两三筐枣子能顶好多日子，不想吃也得吃。”这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垂手可摘的红枣，大人们不去摘着吃，原来他们把它当了口粮。我听了，似乎长大了不少，心中存一丝的感念，也不再埋怨把枣子煮熟吃了。

后来，生活渐渐变好，那棵枣树结的枣子便成了我们家赠送亲戚们的礼品。枣子收获后，家里人精心地晒干收藏，到了冬天，亲戚来我家的时候，总要装上一些带回去吃新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

爷爷临老去的时候，他仍旧坐在老屋檐下的旧式椅子上，整天望着院里发呆。我问他看啥，他说看枣树。那时候正是隆冬时节，枣树上枯枝连连，一点生机也没有。我有点莫名其妙。爷爷的嘴里吐词不清：“这棵枣树是咱家的救命恩人，没有它，咱家人就会被饿死。以后不要砍了它，让它老死。”我若有所悟，心里沉沉的。

然而愿望归愿望，社会还是发展的。到了90年代初，因为弟弟要盖新房，而那棵枣树偏偏又长在院中间，不得不砍了去。几经讨论，最后还是没有保留下来，在阵阵的斧头声中，那棵曾经救过我们一家人生命的老枣树庄严地倒在了地上。

在城里生活了20年，常常想起老院里的那棵枣树和树上稠密的红枣。想到细致的时候，居然神经质地认为植物园里的那几棵枣树，肯定是从我们家的那棵延伸过来的，也可能是我家院里枣树的后代......

2、来升家的杏子

几年前，邻居来升从后山的亲戚家挖了一棵杏树苗栽在了院里。许是大家都没有留意，短短几年时间，那杏树竟噌噌噌地长成碗口粗，而且茂盛得像一把撑开的大伞。春上，那杏树就开满了粉色的花儿，远远看去，来升的院子里就像挂了一幅油画。

花落的时节，正是杏儿长出来的时候，一串串豆粒般大小的杏子缀满了枝头，虽然那些杏子和树叶一样的绿，但它仍然显得很突出，尤其在我和弟弟的眼里。

杏儿长到枣样大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弟弟打来升的院外路过，弟弟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棵树，对我说：“哥，来升家的杏儿长那么大了，你看。”说着，就吸溜了一下嘴。其实我早看见了，只是忍着不说话而已，这会儿听弟弟的话，就故意装着大人的模样教训他：“不要瞎想，不是咱们家的，那是人家的。”说完，扬起头就走了过去。可是弟弟却走的很慢，已经好远了，眼睛还在杏树上盯着，因为没有注意看路，差一点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

那馋人的杏子到底还是在弟弟的心中留下了想头，几天之后，弟弟趁来升院里没人，悄悄地溜了进去，并且猴到了树上。不巧的是，弟弟正要摘杏子时，来升从田里回来了，一见弟弟挂在树枝上偷摘杏子，眼睛瞪得溜圆，厉声喝道：“谁在树上偷杏子，还不快下来！”弟弟吓坏了，战战兢兢地从树上溜了下来，撒腿跑了回来。一见到我，两个眼窝就噙满了委屈的泪水，说：“哥，来升太小气了，摘他两个杏子他都不让。”我不知道情况，以为他向来升来讨杏子吃来升不给，就也认为来升太小气，真抠门儿。第二天见来升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不平，替弟弟憎恨他。有了恨，看到来升走路、说话，全不顺眼儿了，心里还骂了他一句：“狗日的来升太抠门儿了，不就是有棵杏树吗？吃撑死你！”

后来，我和弟弟打来升的院外经过的时候，都故意把头扭向另外一个方向，不去看那满树诱人的杏子。弟弟还怕不小心看到了，就闭上眼睛，拉着我的胳膊，让我用身体挡着他的视线。我心里有点好笑：妈的，一棵杏树把我们兄弟俩整得真够呛！

转眼到了麦收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忙，我们小孩子也要帮助家里人到田里去收麦子，打麦子，暂时就把杏子的事忘到了一边儿。麦收后大约过了五六天，我们和父母亲一起正在院里晒麦子，忽然来升扛着一个大竹筐进来了。我和弟弟都鄙夷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来升走到院里，憨厚地一笑，对父亲说：“院里的杏子今年结得很多，前些时，小侄子猴到树上去摘，一来不成熟怕吃了伤孩子的胃，二来也怕他摔伤了，就唬了他两句。这不，杏子熟了，我们也吃不完，送一些让俩侄子尝尝鲜。”说完，他一努劲，把大竹筐从肩膀上移下来，放在了院里。

哇！满满一大筐杏子放在了我们的面前，那杏子黄里透红，个个有我们的拳头样大。我和弟弟一看见，口水禁不住就流了下来。父亲掏出一支烟敬给了来升，说：“孩子们不守规矩，多管教些。”说完，就要搬椅子让座，来升说他也要晒麦子，就不坐了，点了烟，和蔼地看了我们一眼，还在弟弟的头上摸了一把，转身离开了。

这时候，我看见弟弟愣愣地看着来升，那眼神儿早已没了仇恨和鄙夷。而我，再看看远去的来升，忽然觉得他非常高大，就像我们的父亲。

 3、商洛情

我的家乡在河南卢氏县官坡镇，这儿是河南和陕西的交界处。从我家门前的小路往南走，不出10里路，就到了丹凤县桃坪乡的境内，而往西20多里则是有名的铁索关，过了岭就是洛南县的高耀乡，所以说这儿一山管三县，一点也不过分。

小时候喜欢打猎，一到冬天就背上土枪到丹凤县的七里阴与蔡平川老人一起上山。老人当年参加过八路军，枪法极好。我们两个一老一少相互配合着，在骡子沟、镰把沟、灰池子、瓦房沟和双路沟，趟着没膝深的雪，追击着獐子或野猪。商洛山的原始森林非常丰富，我们跑到哪儿住到哪儿，无聊时，就听蔡平川老人讲八路军送信的故事。那时候，觉得整天钻在山野里，自由自在的生活着，很是惬意。

1978年，16岁的我高中毕业，因为没有考上学而被送到洛南县八里桥陶瓷厂学习陶瓷的配方和烧制。洛南县陶瓷厂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所有管理人员都是文革前被下放改造的老干部。厂长姓周，胖胖的，带着和蔼的表情对我说：“小孟啊，钻一门儿学问得下苦功咧，你能吃了苦吗？”我点点头：“能。”他就把我引到配料车间，介绍给了我的师傅张天堂。张师傅是石门人，是文革前西北轻工业学院的高材生。不巧那会儿牙痛上火了，总拿个鹅卵石在腮边冰着，一见到我，问了几句来历后，把我介绍给了车间的一帮大姐姐们。

配料车间主要是计算和配制陶瓷品原料的，活儿不重，但专业性强，所以这儿除了一名叫汪慧明的小伙子外，其余20多个全是年轻姑娘。她们每天将煤矸石、石英和长石用锤子砸碎，再按照张天堂师傅计算的比例装进大小球磨机里磨成浆，然后送进成品车间让工人倒进模子里，变成茶壶、酒壶之类的坯子。大家是和睦的，虽然工资非常低，但个个都钻研技术，把《陶瓷工艺学》中主要的部分背得滚瓜烂熟。

有一天，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砸石英，一位刚结婚的大姐突然问我：“小孟，想家不想？”我抬起头来看看她，回答说：“有点儿想。”她顺手指了我身边刚进厂不久的一位姑娘说：“在这儿给你找个媳妇儿，就不想家了。”话音一落，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和那位姑娘顿时脸红到了脖颈上，低着头不敢看人。后来我一进车间，就有人拿我开涮，到底那位姑娘比我大两岁，她悄悄在耳边说：“不理她们，管她们怎么说去。”于是，我也就不把这话当回事儿了，整天潜心学习专业技术。

八里桥是个很美丽的地方，有山不高，有水不急，春夏之交，到处都是青青的麦苗儿和金黄的油菜花，像一幅幅油画挂在大地上。吃过晚饭，我和姐姐们总要顺着丘陵在田野上转悠，有时候望着往景村和古城去的车，就想扒上去，快快地回到家。

几个月的学习时间很快过去了，我要离开陶瓷厂了，张天堂师傅和姐姐们都恋恋不舍。临走时大家拉着我的手交代一遍又一遍，突然那位曾经做过我"媳妇"的小姐姐把我拉到外面，拿出一个印着我名字的猫形酒壶递给我说：“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让烧窑的师傅烧成后，又烤上了你的名字，回去别把我们忘了。”我看着她天真的表情，一时语塞。

后来，由于成本高，我们办的陶瓷厂只烧了两窑就散伙了。我也年满18岁而到部队参军了。几年之后退伍回到家乡时，听人说乡曲剧团到洛南县演出，车间的师傅和姐姐们都打听我。当时，有心想去看一看他们，可由于正值秦岭金矿招工，时间磨不开，只好作罢。但20多年来，常常思念起我的猎友蔡平川老人和陶瓷厂的师傅、姐姐们。

1998年秋天，受《三门峡日报》总编辑郑彦英的委派，我带着记者到洛南县高耀乡采访，在书记乡长的陪同下，采访了小学、附近的农村和乡里的干部，当时觉得那儿的发展刚刚起步，速度还不算太快，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河南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洛南人对环境的保护意识要比河南这边强多了，到处都是清澈见底的流水和浓浓的绿树，就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2006年3月22日，我带着妻子回了趟家乡，第二天无聊时突然想去陕南走一走。于是开着车就直奔铁索关。本来第一站想到丹凤县城，参观一下贾平凹先生的家乡。可从石峡口过去刚到瘐家河，就有好心人告诉我那边正在修公路，开车得从峦庄绕百多公里。我只好转回来，往三要去。在三要镇吃饭的当儿，与饭店小老板娘攀谈起来。她告诉我，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当地人除了种田外，搞食用菌栽培和种经济作物，收入不断提高。说着她指了一下远处的山脚：“你看，都在变，农村的房子越来越好了，现在大部人都盖楼房，那种土墙的房子淘汰了。”

离开三要镇，车开向宽广的柏油路，半个小时就到了八里桥。然而，往日红火的陶瓷厂却变得静悄悄的，一问才知道早已下马，现在改成了保温材料厂。走进厂里，厂房还是当年的厂房，可物是人非了。问了厂里的人，都不知道我师傅和姐姐们的去处，只好叹气作罢。正要返回时，却看见一件有趣的事儿来：一小青年骑着摩托车，身后带着媳妇和三四岁的孩子，妻子手上扎着输液针，将药瓶绑在一根树叉上，高高地举着。摩托车从我的身边驰过，却给我留了个问号：为什么不在医院把药输完再回？路边一位大娘看见我发愣，笑笑说：“咱这儿的人都这样，家里离不开人，女人躺在家里输液，男人还可以在院里干些活。”

往日的商洛人可不是这样，他们天黑睡、天明起，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儿。现在时代变了，农民们也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把工夫看得很重。于是我也对大娘笑着说：“有了这样的精神，何愁咱们农民致不了富？！”

4、小村歌手

到伏牛山深处的安家寨村采访完，准备离开时，村支书老祝说：“你别走了，我们晚上有晚会。”看我不解，就笑着告诉我，村里每月搞一次文艺晚会，由团支部主办，今天晚上正是本月的晚会演出时间。一个深山小村，居然每月要搞一次文艺演出，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当即答应看看他们的村办晚会。老祝又说：“我们是土节目，不上档次，你看了不准笑话呀。不过，村里有一个歌手很不错，叫爱玲，歌唱的好，一会你去听听就知道了。”

晚饭之后，村部外面的大平场子里，陆陆续续地走来了村民。有的提着小马扎凳，有的扛着长条椅子，像过节一样热闹。而舞台上——准确点说就是村部的四间平房顶上——已经开始有二胡在定音，十来个年轻人正在化妆。因为平场离老祝家很近，我们直到快开始时才走进场里。老祝笑呵呵地与每个人打招呼，安排我坐在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快步走上屋顶，拿起麦克风说：“今天晚上的节目有一位贵客我得向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市报的孟记者，咱们大家欢迎！”说完，戏场上响起了掌声。我有点窘，忙站起来，转过身子向村民们鞠了个躬。

晚会开始了，先是一段开始曲，由于乐器不多，显得有点单调，但曲调流畅，气氛很浓。接下来便是一对夫妻表演计划生育的小品，看得出来，小品是他们自己编写的，从内容到对话都很土气，不过倒也有些韵味。我正在思索这个小品应该再加工一下，突然场子上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抬眼望去，一位年轻姑娘出现在台上，她向村民们鞠了一躬，然后音乐声响起，唱起了《常回家看看》。说实话，我在电视上看了多少遍歌手陈红唱的这首歌已经记不清了，但今天晚上却让我的眼睛突然一亮：一个山野小村，竟有这么好音质的女孩。当她唱到“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时，我也禁不住拍起手来。台下人看来对她和她的歌很熟悉，都和起节拍，刹时，强大的节拍声掩盖了胡琴的声音，响彻在夜幕下的山窝里，使这个小村充满了生机。

之后，女歌手又唱了四首歌曲，每一首歌就是在村民的和拍中完成。当她走下舞台时，连孩子们也跟着嚷叫起来：“我还要听爱玲姐姐唱歌！”一位母亲拉住孩子哄他说：“爱玲姐姐唱乏了，让她歇歇，过些天重让她唱，要是老让她唱，把噪子唱坏了，下回就唱不成了。”

歌手爱玲刚走下屋顶，就被老祝拉到了我的跟前。老祝问我：“怎么样，唱的不错吧？爱玲是我们村的村宝！”我让了位置让她坐下来，问她：“你的歌唱的这么好，在哪学的？”看的出，爱玲对陌生人还是有点羞涩：“没上过学，在自家录音机的带子上学的。”老祝说：“爱玲上到初一因为她大病重，耽搁了。这孩子就在家里干活，闲了哼歌，邻居听了都说好听，就让她上了节目，谁知道一上来就走红，村里人都喜欢听她的歌儿。”我问她：“你多大了？你的天赋很好呀，要是继续上学，上个音乐班，将来会有更大出息的。”爱玲的头慢慢地低下来，眼里闪着泪花：“18岁了。我大后来死了，没人供我上学，我得替我妈干活。”听了这话，我的心突然沉重起来，看了看老祝，老祝表情木然，只好转脸再看台子上的演出。

演出在继续着。两个青年用村里的土话为村民们表演相声。不过，这相声说的是什么内容，我一句也没听明白，脑子里却想着爱玲的话。这孩子，心里很苦，却给乡亲们带来了歌声；山里很穷，却给乡亲们唱着富足的歌儿......想到这儿，我对爱玲说：“天道酬勤，你好好练，说不定能自学成材呢。”爱玲点了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练好练不好我不在乎，只要村里的人喜欢我就给他们唱。”我夸赞她说：“这才好，你做的对！”

演出结束时，我对老祝说：“村里的文化活动搞的不错，我回去写个稿子宣传一下。”老祝很感激，拉着我的手说：“咱不是吹的，这个活动搞了两年多了，一直很红火，夏天大家再累，都有人演出有人来看。”我说：“你们把活动办到了村民们的心坎上了，当然会受到欢迎呀。”

回到市里后，我常想起那个遥远的晚会，常想起爱玲姑娘的歌声。今年春节刚过，突然接到老祝的电话，他向我打听哪个学校有音乐班。我问他打听这个干什么，他告诉我，村里人都自愿捐钱要供爱玲上学，现在已经捐了四千多块了。我听后，激动地说：“老祝，下边的事你甭管了，我联系。”每二天，我就跑到市职业技术学院，把爱玲的情况告诉了校领导，他们一致同意，让爱玲到他们学校O4级音乐部学习，学费减半，过了元宵节就让她报到。

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老祝时，老祝把爱玲叫到电话跟前听电话。爱玲听完，一句话没说，只是一个劲地放声大哭……

         5、天有多高？

六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出去玩，我突然指着天问他：“大大，天有多高？”父亲笑了笑，回答道：“很高。”我调皮地爬上一棵树，然后把手使劲儿往上举着，高兴地说：“我够到天啦！”父亲在下面担心地望着我，伸出双臂做保护状，嘴里不停提醒我小心，然后顺着我说：“好啦好啦，快下来吧，你已经够到天了。”我很满足地从树上下来，稚嫩的左腿被粗糙的树皮擦得渗了血，我很坚强，没有哭。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拉着我的手往屋后的鸡鸣山上爬。我问他去哪儿，父亲依然笑着说：“上山去，带你去看天。”我非常高兴地跟着，两人冒了一身汗终于爬上了海拔近两千米的鸡鸣山顶。在山峰上，父亲指着我们来的方向说，这是咱们河南，是咱家的地方，之后又转身往南指，说这下边是陕西，丹凤县的地方，那儿的人说话很蛮，听不懂。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听，而是在思考着一个问题：那次我上了树梢就到了天上，今天这儿比树梢高多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已经上到天上了？父亲说，当然是在天上了，你看下边，房子多小，人也像蚂蚁。我满足地点了点头。之后，父亲带着我采了许多药材，回到家已经黑了。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云端，天上有好多星星，在我的周围转动着，直到尿了床才被母亲一巴掌打醒了。

一转眼我长成了大人，16岁那年夏天，我伙伴们一起到村子对面的百花崖上砍柴。百花崖是座直立着的石山，羊肠小道上，我们个个气喘吁吁的。那天是个阴雨天，待我们艰难地爬上山顶后，忽然两眼开阔起来。原来，山顶上是晴天，那乌蒙蒙的云层只在我们的脚下罩着，而上面却是阳光普照，一片晴朗。在我们的眼前，高高的鸡鸣山露出一个山头，山上的松树全长在云海上，那云在不停地移动着，非常壮观。置身此处，我们就像到了《西游记》里的天宫里，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伙伴们坐在一块大青石上，讨论着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我脱口而出：我们爬得太高了，已经爬到了天上！

参加工作以后，第一次从香港机场坐飞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我们被送上了万米以上的高空。虽然这时候，我已经有了丰富的天文知识，但还是禁不住两眼从窗户往下看，觉得自己才真正到了天上。然而，当我把目光从下转到上面时，才意识到我离真正的天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我不再往外看了，靠在座位上，沉思起我对世界的认识过程。

是啊，一个人从小到大，由大到老，对生存的世界总是充满了谜一样的幻想。小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自己已经很成功了，为一点小小的成就而沾沾自喜。到后来，才知道当初的认识和体验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对事物的认识不正是循序渐进的么？没有最初的认识，就不会有后来的体会。咀嚼着这种对宇宙探求的味道，顿感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贫乏。

欣闻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他们乘神舟五号、六号尺船进入太空，高兴之余，对他充满了羡慕之情。和朋友谈起小时候那些可笑的想法，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说：“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才是真正到了天宫的人！”

  作者简介：孟国栋，男，《三门峡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