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远庆

读书如同观景。读一本好书就是一次精神的陶冶，一次灵魂的洗礼。打开书页就能复活历史，设想未来。那些沉寂的文字，一旦按照一定的序列进行组合，你就不能再单单地把它们看作是简单的文字符号了。它们是善良与罪恶、悲哀与欢乐、光明与黑暗、前途与理想的统一体。“读通万卷知书贵，历尽百关悟道根”，书的最初意义不只是供人类消闲逗乐，书的使命最重要是它的教化功用，文以载道，此之谓也。

书的诞生，不以材质而论，当属人类的文明进步使然，也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深层次觉醒。如果把书本比作人类文明进程中永不熄灭的灯火，那么，书本上所蕴含的生存意义，则是人类不可遗弃的宝贵财富。“诗言志，歌以声”，以书为载体，许多往事，如爱情，如战争，如稼穑，都化石般地载人史册。也正是千古以来人类群种中的优异分子看中了书的这一功用，他们便利用书来挥洒着自己的哲思与理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战国诸子如果没有著作留存于世，千古一瞬，寥若星辰，绝不会被后人所敬仰的。孔子以及他的《论语》、《尚书》等也够霸气的，纵贯封建两千年历史的“四书”、“五经”，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文人求学入仕的全部内容。书，是一个大命题。

书的生存，不以时间论，命运堪称多。“书是好东西”。说的是大道理。但有些不爱听的书就危机四伏。春秋时晋人董狐直笔斥赵盾，较之于周厉王止谤于道，只能是小巫之见了。书其实很无辜的，依现在人的理解，你写你的书，我吃我的饭。不喜欢它的“哲理”，可以不读，管它风声雨声，大事小事，只要地球完好，我就可以高枕无忧，雨打芭蕉，闲敲棋子，对弈厮杀……这真是幼稚得可爱。自从人类认识了“革命”的意义之后，就有了一部分人以“革”他人之命为事业、为使命、为性惰、为兴趣而后快。他们不会对自己不喜爱的书册熟视无睹。在近两年年内，规模较大的焚书活动就达十多次。远不说秦始皇“焚书坑儒”臭名昭著，近的若三十年前的“批四旧”，亦让人不寒而栗。在孔孟思想屡遭批斗之后，一些绝无仅有的文物，尤其是古典书籍被付之一炬。这书一烧，中国就陡然走入了“断代史”。书的焚灭就意味着人类自我的迷茫和走失，为了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有所知悟关继续前进的需要，爱护书籍远比爱护一个人的眼睛重要。“书多人贤，酒多人癫”，而欲有所不为者却把“书多”理解为“知识越多越反动”，把“酒多”当成治世的良策。我当然不相信，难道发展造酒业要比多开几个书坊更容易巩固政权基础？满天飞着酒广告，包括曹操所言杜康美酒，终也不能当成治国之尤物。

值得庆幸地是，书并不像古代统治者的权柄那样脆弱而不可持久。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朝代倒了，而书还依然兴旺。古人著书冒着生命危险敢立一言，近人出书却不怕脚掌起泡敢上高速公路与汽车赛跑。书之多，古往今不断，聚之若海，有“书海作舟”一说。人类历史在书海的漂泊中渐渐透明起来了，存储于世的人生格言为熠熠生辉，所谓“土为知己者死”，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绝于耳。书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其强大的生命力坚守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固有的禀性，也几乎是这个民族与国家文化继续发展的全部基础。它团结着这个民族乃至所有对该文化属性首肯的社会群体，像一面旗帜，远远地仰望而乐此不疲。一个民族的向心力也因此如雨季后的洒河而暴涨。谁也不敢断言，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字和书籍的民族能够持久地强大、繁荣起来。一切向善的、正义的人文精神是永远不灭的，正是由于书籍顽强的生命力，读书人沙石精辟地坦陈了自己对书籍和文化的感言：“真理可以被镇压，但不可能被扼杀；文化可以摧残，但绝不会毁灭。文字恰似萎萎芳草，而人文精神则如习习春风，暴政的野火烧不尽，文化的春风吹又生。”汗牛充栋，千古一理，一牛何堪此任？

纵观书与人类社会生存的关系，并非所有书籍都香若芝兰，其造成的社会公害也不能为世人所尽述。妖言惑众，迷惑视听，扰乱纲纪，泯灭人性，这些文化糟粕禁而非绝，目犹可存。我是赞成严打的，像盗版的书籍大可不必一罚了之，应追根溯源，快刀断本。对于滥用了“…”的书籍，也是要严禁的。禁而不止是一回事，禁不禁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个姿态和决心问题。我们打老鼠、除四害多年，

老鼠、四害依然存在；我们治伤寒、感冒尚无战果，又突然窜出了爱滋病。现在有些读书人颇有匹夫之勇，苍蝇马肉，不分良莠，一并吞下。既无识别之眼力，又无防腐之外衣，并振振有词曰：“有人敢写，我就敢出；有人敢出，我就敢卖；有人敢卖，我就敢买。”既买之，则读之，读之则不安之，则无教化之，最后，五毒伤身，其害不浅，非一言可尽述。鲁迅“拿来大法”于毒书而言，则是意外中的意外。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作为一名富有良知和理性的读书人，我们可以不去理会，尽管铺天而来仍视之若敝履。吾虽不才，但多年来一直不愿看街头的地摊文学，就连一些比较通俗且十分畅销的快餐读物也因此错过了，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如果有人问我读些啥书?我可以坦然地回答：“读书不多，但只读好书。至于金庸、琼瑶从不为吾室中友，座上宾的。”千人千面，何必拘于某一人某一格呢?有道是，《红楼梦》早就开禁了，我们怎么还能以《金瓶梅》作比?

书的命运直接连接着人的命运。写书丢官的，明、清的文字狱达到极至；借为别人写书而辉煌腾达的，多是些拍高马之徒；为继续写书而苟全性命的，恐怕太史公最可称道；以评书逗乐而最终评掉了脑袋的金圣叹亦不少见；像曹操那样谦虚，怒而烧书的，也绝非唐宗宋祖可比。“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乾隆爷原谅了郑板桥这个怪老头，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例外。

    书的命运还与这个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不是危言耸听的话，书之于民族文化，犹如水之于鱼，雨露之于禾苗，阳光之于万物。书的存在就是人类文化的存活，也是人类对自身历史价值的认可和尊重。鉴于前车之败绩，借用英人霍更斯的一句话来作归结似乎更为准确：“要毁灭传统的历史文化，并不必焚书，我们只需一两代人不去读这些书，便足以毁之。”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