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石炭的时候，人们还能那般捞，那般的挖吗？

好渴望的景象！

箍窑的事情

想起那样的景象，我的浑身就不由沸腾起来。力的张扬，情的渲染，还有那穷的无着，构成了那种景象。箍窑，我永远忘不掉的记忆！

箍窑，需要积攒，三年五载，甚至一辈子！

旧时家乡多窑。窑分两种，一种依崖而凿，一种平地而箍。依崖而凿，需要条件，无崖不行。无崖本可造房，但农人办不到。农人穷的掉滓，只能打土的主意。幸而，土有粘性，可抟来揉去，任农人方的、圆的，自便。

但，箍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一要力气，二要粮食，三要钱。力气是长在身上，取之不尽，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和钱不能忽略不计。粮食和钱有限，需要积攒。

箍窑要举村而动，助忙人不要工钱，但要管饭。对师傅就要付一定的报酬，还有那木的门、窗等等。黑的红薯，黄的玉米，黑黄不论，助忙人吃饱就中。从孩娃七八岁起，住处紧掐的人家就开始积攒粮食箍窑。十多年光景一晃就到，那时娃子可门高，无住，谁给媳妇？

满叔攒了十多年，粮、钱不知攒的如何，窑是到不箍不行的时候了，来哥二十多岁，有人上门说媒。满叔一半喜一半忧，喜是有人给娃提亲了，忧的是没窝。满叔兄弟3人，上院四埝窑洞，加上父母各占一埝。满叔儿女两双，来哥多年伴三爷住隔壁门前的小房里；二子挤在饲养院七爷的身边；小儿像鼠，钻在旧时躲土匪、小日本的窑后拐窑里。

满叔加快箍窑的步伐。早在几年前，满叔就动土了，在院里北侧夯了窑基。地方有限，却只能箍两埝。两窑三基。那基，宽四尺，高六尺。前几年攒点粮食，满叔怕守不住，就变成窑基，矗着。

窑基，无土不成。用夹板夹着，一层一层砸，先用圆杵砸，再用平杵砸，后用石夯砸，人山人海，干了几天。每有起基、箍窑，生产队就放假，所有劳力都来帮忙，这是大家义不容辞的事情。基成，有夸满叔不简单，会过日子。满叔就笑，是那种苦不苦、甜不甜的笑。

满叔、来哥，下晌就到土场育土。二子、三子放学也来育土。有人就笑老二、老三说，大给你大哥箍窑娶媳妇，你俩忙活甚。说的来哥满脸通红，老二、老三则掂着锨，窃笑。

育土，为的是打土坯。我那儿一带将土坯，不叫土坯，叫“胡起”。现代汉语辞典没这词，遗憾！这词重要，人就住在这词里，怎能没这词？

育土有讲究。从高崖上刨下的土是生土，块多，料礓多，树根多，不湿，就要育，像育儿一样细细地。育时，把那块敲成碎面，把那料礓、树根一一拣出。还要再一层一层洒上水，润润的抓一把能团住。来哥、满叔见天就到土场育土，那育的土就见天地长，长得小山似的。有月时，来哥也来，常常干到深夜。来哥抗着家伙出门时，满叔和满婶就把一种“喜”写在脸上，不说。放羊的铁子，没事儿就蹲在崖头看来哥育土，笑叫，“还是娶媳妇劲大，不乏。”来哥听了，拾起料礓佯扔上去。铁子更笑不止，来哥心里热乎乎的，常盼他来。

土育的差不多了，“捏服”一阵，就请人来打“胡起”（用不惯“土坯”的词，听那生分，还是用“胡起”好）。“胡起”分两种，一种四四方方，齐角；一种一头大一头小，梯形。齐角，用来砌墙；梯形，用来箍窑。专有打“胡起”的人，用锨挑着枣木“母子”寻活儿。满叔拦一个，又请那人再找一个，两个“师傅”就在土场打“胡起”。打“胡起”的底坐，必用青石板，旧时各处的石碑一砸两半，都成这种东西。一块唐碑，颜真卿的真迹，后来发现时字迹模糊，残毁殆尽。知道此碑箍全村的窑不在话下，悔得村人直跺脚。

打“胡起”的那些日子，满叔、来哥，天天看天，怕下雨。来哥几次半夜翻身就往土场跑，吓的满叔在后面追。来哥说，响雷，火闪，雨来了。满叔给以嘴巴，吼道，天晴晴的，哪来雨？无雨，都叫你给“急”来了！这“急”字，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字戮在来哥心上，急媳妇。这是真急！来哥几天不敢抬头看爹。

育的小山终于给两个师傅“啃”完了，一排排“胡起”摆在土场，像八卦阵。干透后，满叔、来哥，还有近门、远门的弟兄们帮着把“胡起”往院里拉。没黑没白拉了几日，堆得院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拉完“胡起”后，紧接着和泥。箍窑的事情一样都不能少，少一样，窑就箍不起来。

泥是胶，用土做的胶。土里拌水、拌麦秸便是。用胶粘“胡起”。满叔一大家人有的从土场往院里拉土，有的从队里的麦场抱麦秸，有的挑水。这样一层土、一层水、一层麦秸地垫，又把一种山堆在已是狭窄的院子里。

箍窑的日子来临了。满叔来找队长，说某日要箍窑。队长说，好，知道了。到时，全队人都去。满叔不走，瞅着队长张嘴却哼不出声，满脸难受样。队长见了，说，吃的不够。满叔连连点头。队长说，明日到仓库装点玉谷。满叔一听，泪忍不住涌出。

树桩上的半截铁轨敲响了，那是队里的“钟”，队长敲的。来人，队长就说满子箍窑，都去帮忙。一会儿院里就拥满了人。

  箍窑的师傅，本村人，常给周围村子箍窑。周围村子的窑都是他的脸。队长是头，队里的事他管，哪家的婚事、丧事还有箍窑，还是他管，大家都习惯了他的管。你，搬“胡起”。你，扔“胡起”。你，踩泥。你、提泥。你，挑水……满院人被他指派的有板有眼，一个不剩。还有谁没来？喊去！

箍窑前，先砌窑后山墙。窑多高，山墙多高，用的是齐头“胡起。”砌墙，用的人少，多数人都在和泥。七八人，穿着短裤，光着脚在那垫好的土堆上，踩。水不够，加水；麦秸不够，加麦秸。要把那种筋气、粘劲踩出。直踩的不稀、不稠，像抻扯面的面。踩了一堆，翻在一边，再踩。箍起窑来，“吃”泥，怕跟不上。此时，院里，像暴雨来临前的天空，在酝酿着一种气氛， 一种电闪雷鸣，激烈酣畅的气氛。

队长的眼盯着师傅的手。当师傅砌好后墙，方出窑的形状时，师傅把眼还给队长。这时，队长站在高处喊：开始！

  暴雨来了！雨脚是人的忙乱而有序影子！泥堆前有几人铲泥，铲的泥装在泥包里。有几人提着泥包往脚手架下跑。早有人在架上吊泥包。有人把吊上的泥接住，倒在扣泥人的泥板上。扣泥人扣在窑的窑底。抹泥人迅速将泥摊平摊匀……与此同时，搬“胡起”的人，一字排开，像龙，飞快向脚手架下传送“胡起”。整个院，像一架飞转的机器。

底层的泥抹好后，只听师傅大喊一声，“上‘胡起’！”架下的壮汉“嗖”地一声，将二十多斤重的“胡起”抛上。师傅旁边专有一人为师傅接那“胡起”。接住，给师傅。师傅趁势“啪”一声贴在窑底。那瞬间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于是，“胡起”不住往架上飞，飞上去就贴在窑底。早有接班的“飞”手，站在一边，见前者开始喘气，就补了上去……

师傅手快，催人。先催的是抹泥的那人。抹泥的又催吊泥的，吊泥的又催提泥的，提泥的又催铲泥的，铲泥的又催踩泥的……传送“胡起”龙，更无法慢。拉开了距离，“胡起”就开始“弹”，你“弹”给我，我“弹”给他……像皮球，最后飞上架顶。

更绝，还是师傅。手快，眼准，干脆，利索，随势贴上去的“胡起”，不歪、不斜，上下齐停，从不还二手。那景状，让人眼花缭乱，啧啧海叹。快就快在师傅的手上。

抹一圈泥，箍一圈“胡起”。箍一圈“胡起”，抹一圈泥，窑就一尺一尺地深。箍窑，不是土，就是泥，不多时满院的脸、身没有干净的，都成了泥巴巴的“神像”。箍窑，还“箍”了人的心。把心“箍”在了一起。人老几世都过在一起，不免家长里短，生隙、生怨、生气。箍窑是合隙、消怨、和气的最好时候……满院三四十个“神”没有一个闲着，都甩着浑身的力气干着……队长站在高处，一边欣赏“臣民”的卖力，更多是在欣赏一幅画、一种情、一样热朴朴的东西……

满叔，早挂着两眼泪花，拿着烟见人就递，又说些感激的话。有人见了来哥，高声叫道“来子，快过来。”来子以为有事，赶紧奔过去。那人挤眉弄眼，小声说，“来子，快摸到媳妇腿了。”旁人大笑，笑得来子满脸通红，闪身，跑了……

一天，两埝窑，箍成。真快。生产队又复了平常的日子。但窑的工程远没结束。剩下的都是满叔、来哥的事情。要垫窑顶，垫出窑脊三尺高的地方，防雨天漏顶。这是天长日久的事情。闲时，他们就院里拉土；拉了土就往窑顶上吊。铺了一层，就用石杵砸。砸完，再铺一层……还有，砌窑坎，用的是方“胡起”。来哥学会了打“胡起”，就自己育土，自己打。打完，拉回，和满叔一起往上砌。有时，满婶也来搭手……

学《愚公移山》课，突然分心，想起箍窑。村人不都是愚公？愚公移山一代又一代；村人箍窑一辈又一辈，有时直到孙子的手里，也箍不起那窑……

红薯气息

  我永远沉浸在红薯的气息中。红薯散发出的气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深秋至漫长的冬天，红薯散发出来的气息是甘甜而又是浓郁的，还带着新新的泥土味。

立春之后，这甘甜而又浓郁的气息中，不觉泛出一种淡淡的苦味，苦中带甜，甜中带苦，钻进人的鼻息像小虫在蛹动，痒痒的。这是因为存放在地窖里的红薯因地温的升高有的开始变质了。红薯上易生一种黑斑。这种黑斑霉烂极快。收红薯时农人细心地将带有黑斑的红薯，拣出擦成薯片晒干贮存。有些红薯上的黑斑极小，针尖大小不易发现就混在上好的红薯中存放在地窖里，天转暖之后，黑斑就开始霉烂。农人舍不得将这整个红薯弃掉，就剜了黑斑将大半个蒸了吃掉，于是空气里就有这种甜中带苦的气息。

到了夏初之季，红薯的气息就变成了酸中带馊的那种。因为，这时窖存的红薯吃完了，一日三餐就变成了用红薯面蒸的红薯馍了。这红薯面含淀粉与糖多，又结实如石没有弹性，通风性能不好极易变质，没有几天就散发出一种酸中带馊的气息。

我多是在一种情景中渡过，嗅着红薯的气息奔走在村巷里，往往是在冬天。早晨放学回家，院子里弥漫的红薯气息告诉我，娘和奶奶又在蒸馍了。其实，就在我跑出校门的那一刻，我就漂浮在全村的这种热气腾腾的气息中。进窑，就见奶奶坐在灶前握着风箱的拐子“吧哒，吧哒”地烧火；塔样高的笼圈上咝咝冒着热气，于是我就被冒出的红薯气息勾得饥肠辘辘起来。奶奶赶紧从灶膛里掏出烤熟了的热红薯给我，看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每在这时，奶奶总是望着我笑说，“真是个红薯娃。”

锅里蒸的全是与红薯相关的东西。锅底下的箅子上，放的是红光光的红薯；中间几层放的是用红薯面揉成的红薯馍；最上层放的是用红薯面抟成的窝窝头。窝窝头要用一种叫压面机的器物，压成棕黑的面条吃，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面条还有一个正经的名字，叫饸饹面。当馍锅快要烧好时，娘就对我说，“快找压面机去。”

走出院门，我就呼吸着红薯的气息，东家出西家进，追赶起压面机的行踪来。

队里有两架压面机，一架是海哥的，笨笨重重很不好使，四条脚撑着半尺厚的枣木台面，台面上挺着一根粗壮的压杆，活像一门老旧的松树炮。一架是队长勃哥，是上了机床做成的，比起海家的那台，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下了，不能比。勃哥的这架压面机，是一个叫老史的工人做的。

老史在铁路机务段工作，修理火车头，后来成了勃哥的干兄弟。老史家孩子多，一个人养活不起，每在收红薯的日子里就骑着自行车，带着钢锨大老远的到队里拾红薯。先是在犁过的地里翻。老大的一个人就在那里翻着，孤孤独独的，翻了一天拾了点根根梢梢就回去了。望着他那高大的披着一身补丁的背影，就有人说，“工人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老史来的次数多了就成了熟人，勃哥念他不易，有时就在红薯堆上给他装了一袋回去。他感激勃哥对他好，感激队人宽待他，一天就给勃哥送来了这架压面机，供全队人用。这架压面机作的极是精致灵巧，抱在怀里就似机关枪一样。有了这架机子后，海哥的那架就闲着不用了。只是在铁机子坏了时，才用海哥的那架。

每天都有很多家蒸馍，一蒸馍就要用压面机。因为每家锅里装的东西都一样，下面是红薯，中间是红薯馍，上面是窝窝头。蒸气往上蹿，最上一层的东西先熟，窝窝头实腾腾的难熟也就放在最上面。要想开锅揭馍，必要将这窝窝头给压了，不然，锅一揭，窝窝头一凉，筋住，就再也压不动了。于是，我就逐家追赶压面机。进了这家，说压了，谁家已将机子抱走了。我就赶紧往那家跑，果然就见压面机正在压面，不过早有人家在那里等着。等着的大人一边帮人家压面，一边说着笑话。说那窝窝头像什么，说那挤出的黑条子像什么，说的一屋子人笑的直不起腰。正趁热吃面条的人操了满满的一碗，吃着笑着，谁也不恼。

压面机终于被我抱回家了。支好压面机，娘和奶奶就赶紧开始揭锅了。搬去压在锅盖上的石头就见热气腾空而起，窑洞便如起了大雾一般，我看不见奶奶也看不见娘，谁都看不见谁。一会儿大雾就散了，奶奶和娘就又出现在我的跟前。开始压面条了，奶奶装窝窝头，我和娘抱着压杆往下压。刚开锅的窝窝头烫手，又光滑如鱼，奶奶在跟前放个凉水盆，手在水里一醮，就赶紧抓那窝窝头。抓一个扔在漏筒里，直抓了三四个后，我和娘就“哼哧哼哧”地压起来，就见一股黑黑的细细的面条漏了出来。每压一次面条，我就想起大人们说的笑话，忍不住想笑。这时，娘说不能笑，用劲时一笑，人就挣成半伤了。

面条压完了，机子也被人抱走了，干活的人们也就回来了，早饭也就开始了。全家人多先吃的是红薯面条，每人操了满满的一碗，再拌上辣辣的蒜水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于是红薯的气息就变成一种热热的东西在胃里鼓荡着。到了中午，有的继续吃那红薯面条，有的吃红薯馍，有的吃红薯，不过，都是凉的。凉的红薯面条、凉的红薯馍比之热的就不好吃的多。那馍一凉很硬，用牙一撸就有馍滓哗哗落下，得赶紧用手在下接住；那红薯面条就成一堆冷冰冰的蚯蚓，给人一种难以下咽的感觉。相比之下，这凉了的熟红薯就好吃的多了，吃得满嘴甘甜。有时甜的很腻，就有一种噎住的感觉，只好用咸菜如咸韭菜、咸萝卜条、咸芥菜丝来送它下肚，此时的红薯气息就变成了一种酸酸的东西泛动着，不经意打一个咯儿，那酸水冲进鼻内，呛得人满眼泪水。不觉一锅东西就被吃完了，娘和奶奶又开始蒸了；蒸了，又吃完了；吃完了，又开始蒸了，一家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一年一年也就这样过去。红薯的气息永远飘荡、凝住在村子的上空。

同桌，是女的，家在邻村，中午不回家。早上来校带一块馍便是午饭。那馍自然是红薯馍。馍用手巾包着放在抽屉里，红薯气息便透过手巾从底下漫上来钻进我的鼻里。暑天，是新馍时，那散出的是苦、甜，带酒的味道。第二天就变成一种带酸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的馊味。此后，就变成一种浓浓的馊，有时竟馊出浅绿的毛来。上课时，那种馊味常使我分心，常使我捏住鼻子拒绝这种气息。但是我无法拒绝，因为在我的身前身后都是这种气息，凡是有空气的地方都有这种气息。红薯气息无所不在，我无法挣脱逃离。

红薯气息，我无法拒绝的气息。因此也就成了我生命的气息。这种气息奔腾在我的血管里，凝结在我的肌体里，只要我呼吸、只要我冒汗，散发出来的就是红薯的气息。

  张驼：男，河南省灵宝市财政局，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散文集《初露》、《张驼散文》等，其中，《张驼散文》获三门峡市首届文学奖散文类一等奖。